今年7月23日，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紙判決引起軒然大波：被告人孫偉銘，因無證、醉酒駕車被“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”判處死刑。

　　消息傳出，立刻引來各方激辯，且不論最終判決如何，此案折射出的當前社會存在的三重矛盾關系卻值得深思。

　　矛盾一：量刑尺度彈性與社會貧富分化的矛盾

　　眾所周知，法律量刑尺度具有一定彈性，可以從重或從輕判罰。以杭州飆車案為例，被告人胡斌親屬賠償被害人親屬110萬余元后，一審被判有期徒刑三年。孫偉銘家庭無力支付巨額賠償金，不能給予被害人家屬較大物質彌補，一審被判死刑。對此，很多人表示不能理解，甚至解讀為“有錢撞得起，沒錢撞不起”。

　　量刑尺度彈性之所以引發(fā)爭議，實質反映的是社會貧富分化背景下的不同群體之間的心理矛盾。量刑尺度存在彈性本身并無非議，但當金錢成為了從輕判罰的“籌碼”時，那些不具備這個“籌碼”的人自然會提出異議。人們會覺得法律在向“富人”傾斜，失去的不一定是法律的合理性，而是社會的公平性。

　　矛盾二：公共安全意識強化與國人傳統酗酒陋習的矛盾

　　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，與物質生活提高相伴而來的，是人們對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，包括擁有一個讓人放心的公共安全環(huán)境。與此同時，交通肇事的最大“禍首”--“酒后駕車”卻屢禁不止，傳統的酗酒陋習沒有得到徹底改變。在中國逐漸步入一個“汽車時代”之時，酒精也正在成為越來越兇殘的“馬路殺手”。據測算，酒后駕車發(fā)生交通事故率要比正常狀態(tài)下駕車高出16倍。正是基于這一思想，許多人堅定地站在了支持法院一審判決的立場上。

　　矛盾三：尋求“警示作用”與尊重個體生命公平的矛盾

　　討論中，一些人認為判處孫偉銘死刑并不過重，認為這樣才能對更廣大的駕駛員起到真正的警示作用，才能夠預防更多的醉酒駕車的發(fā)生。換句話講，就是“亂世必須用重典”，對于醉酒駕車這一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現象，必須以重處某些典型的辦法來換取更多人的安全。但也有人認為，尋求法律的“警示作用”，不能以犧牲個體生命公平為代價。刑罰并不是萬能的，刑罰也不能從根本上終止犯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