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安部、中國保險監(jiān)督管理委員會聯(lián)合下發(fā)通知，決定自2010年3月1日起，逐步實行酒后駕駛違法行為與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費率聯(lián)系浮動制度。其中，飲酒后駕駛違法行為一次上浮的交強險費率控制在10%至15%之間，醉酒后駕駛違法行為一次上浮的交強險費率控制在20%至30%之間，累計上浮的費率不得超過60%。

　　毋庸置疑，酒駕醉駕是最可怕的“馬路殺手”，是社會的公害，必須重拳出擊。事實上，有關方面已打出“組合拳”——江蘇省規(guī)定，對企事業(yè)單位負責人酒后駕車的，一律納入企事業(yè)單位誠信不良記錄。公安部去年就表示，醉駕司機擬將納入刑法處罰，還將修訂酒后駕駛的認定標準，擬與銀行個人誠信體系掛鉤。這一次，將交強險費率與酒駕聯(lián)動，上浮費率，試圖用經濟杠桿來遏制酒駕發(fā)生。這些舉措，一定程度上講，都是“防患于未然”之策。

　　然而，整治醉駕，不能給交通安全法“勸酒”，更不能把交通安全法“灌醉”；不能給少數(shù)部門“謀利”，更不能讓“執(zhí)法經濟”升溫。本來，道路交通安全法對酒后駕車已有明確的處罰規(guī)定，具有“普適性”，可是，為了體現(xiàn)“從嚴處罰”，或為了“防患于未然”，硬是把“不誠信”記錄加在處罰之中，硬是將交強險費率“拉高”，這就有給交安法“勸酒”之嫌，讓“額外的處罰”把交安法“灌醉”；同時，讓收費部門“酒后狂歡”——上浮的交強險費率可是一筆巨款。在筆者看來，交強險費率與酒駕聯(lián)動疑似一記“醉拳”，到時，醉翁之意在于執(zhí)法，還是在于“經濟”，都很難說。

　　從整治酒駕以來，相當比例的民意主張“重典治酒后駕駛”。去年7月18日，四川成都兩位律師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，建議修改刑法，增加“飲酒、醉酒駕駛機動車罪”�！拔覀兿Ｍ�增加新的罪名，通過刑罰的威懾力，來教育飲酒、醉酒駕駛的人，使他們在行使自己的權利時，一定不要忘記尊重他人的生命�！睂Υ私ㄗh，褒貶不一。贊成者認同“嚴刑峻法”；反對者認為，法律是以教育為目的的，如果酒后駕駛應判刑的話，似乎變成了法律以懲罰為目的。

　　整治酒駕醉駕是“必需的”。要么，修改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相關法律法規(guī)，甚至可以考慮修改刑法，以增加處罰力度；要么，只能嚴格依據(jù)現(xiàn)行的法律法規(guī)進行處罰。這應該是法治社會的準則。在立法或者修訂法律上，法律的理性要充分體現(xiàn)出來，也就是說，法律要處于“清醒”狀態(tài)。開門立法，在修訂有關法律法規(guī)上，開門征求意見。通過充分的民意渠道，征集立法或修訂有關法律法規(guī)的“金點子”。立法或修訂法律，不妨先喝了民意民智的“雞尾酒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