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2年，對于電影金馬獎來說是重要的一年。40年前，金馬獎創(chuàng)立；20年前，臺灣新電影運動開始。似乎這是金馬獎值得慶賀的一年。

　　但事實上，這又可能是近年來最尷尬的一屆金馬獎。年初，舉辦本年度金馬獎的預算被凍結；兩個月前，關于本屆金馬獎的各種批評就不絕于耳；甚至連新電影運動領袖人物侯孝賢出任評審團主席也引來頗多爭議……

　　年初的香港電影金像獎、前不久剛剛結束的金雞百花電影獎都遭遇到各自的尷尬，這種尷尬不僅僅屬于某個華語電影獎，更是電影獎所依附的華語電影工業(yè)生存狀況的濃縮寫照。在這個華語電影徘徊于困境與發(fā)展之間的時候，金馬獎四十年來的風雨歷程為華語電影業(yè)未來的發(fā)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鑒。

　　即將于本周末揭曉的臺灣電影金馬獎，1962年開始舉行，1964年停辦過一次，今年已經(jīng)是第39屆了。放眼世界，金馬獎稱得上是歷史悠久的華語電影獎。

　　然而這匹馬一路跑過來，卻有越來越力不從心的感覺。去年第38屆，由于主要獎項全給了中國內地和香港電影人，臺灣電影幾乎全軍覆沒，本土派的“立法委員”們干脆在審查“新聞局”的預算時凍結了補助舉辦金馬獎的1800萬臺幣預算，聲稱要“新聞局”好好檢討一下：如果最后的獎都是給了非中國臺灣拍攝的華語片，金馬獎是否還有舉辦的必要。結果金馬執(zhí)行委員會差點因為預算凍結而斷糧，員工薪水一度發(fā)不出來不說，所有新年度的工作也都停擺，使得今年的金馬獎幾乎是在風雨飄搖的狀態(tài)下舉行。

　　先天優(yōu)勢后天不良

　　平心而論，金馬獎最有資格成為華語電影代表性影展的電影節(jié)。一來它成立時間早，二來它既擺脫了將電影視為政治宣傳工具的包袱，在觀影人口的包容度上，也比一切以商業(yè)為依歸的香港市場多元化；加上1980年代以來臺灣電影在國際影壇打下的一片天空，電影節(jié)本身對外號召國際影人前來參與的吸引力也十分強烈。這些因素結合起來，其實是很有機會讓金馬獎逐步走出地域影展的局限，朝國際電影節(jié)的規(guī)模發(fā)展的。

　　可惜的是，長期以來電影政策的搖擺不定，始終在所謂的商業(yè)—藝術、本土—開放等二分法的爭論泥淖里打轉，主事單位的目光如豆可見一斑。加上本地電影工業(yè)景氣持續(xù)蕭條，電影人為了自身利益互相傾軋；長年吵鬧之余，卻看不到幾部實至名歸的好電影、或一站出來就星光熠熠的頒獎典禮，使得社會大眾逐漸對這個電影獎感到不耐煩，對它的感覺有點像是雞肋一般，食之無味、棄之可惜。

　　事實上，和金馬獎(競賽性質)同時舉行的臺北金馬影展(觀摩性質)，在邀請影片的格局上，始終都還維持不錯的水準，這必須歸功于早年承辦影展的電影圖書館館長徐立功(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是知名的制片人)，基于對電影藝術的熱愛，讓當時的影評人如黃建業(yè)、陳國富、焦雄屏負責國際影片的邀展事宜，在臺灣外語電影市場還沒有像今天如此大量開放的環(huán)境下，適時給了饑渴的觀眾多元化的觀影選擇，也為影展本身帶來不少票房的收入。后繼者繼承這條路線，繼續(xù)發(fā)揚光大，讓不少歐美、日韓或第三世界(尤其是伊朗)的電影在臺灣找到了發(fā)行的渠道，使得臺灣是世界上少見的藝術電影發(fā)行熱絡的地區(qū)。而在華語片上，金馬影展也在1990年代初李行擔任主席任內，開始把各地的華語電影創(chuàng)作引進金馬影展作觀摩放映，接著又邀請中國內地影人參加影展，堪稱是兩岸電影文化交流的重要推手。

　　然而競賽項目牽涉到名分與獎金，在面對金馬獎應該優(yōu)先鼓勵本土電影人或是對所有的得獎者一視同仁的爭議時，大家還是又吵了好幾年，先是本土派占上風，但后來本土電影有了獎金還是拍不出觀眾想看的電影時，忽然大家又都覺得金馬獎肚量應該大一點，不要計較那10萬20萬臺幣的獎金。于是去年的秦海璐和劉燁才都抱了獎金回對岸。

　　這幾年，在前任主席李行和現(xiàn)任主席王曉祥的積極奔走下，金馬獎的參展章程里已經(jīng)把報名資格改為只要是華語電影都符合參賽資格，工作人員也不再設限是中國內地、香港、臺灣或是老外，在格局上算是得上是一個恢弘有氣度的電影節(jié)。但是早年臺灣擔心中國內地來臺統(tǒng)戰(zhàn)的憂慮，今天反而情勢逆轉，對岸電影邀不過來了！

　　去年影帝影后都是中國內地得主的畫面還沒淡去，今年卻因為兩岸關系氣氛不佳，中國內地影片全面地拒絕來臺參展，例如《那時花開》就在報名后又撤銷，理由雖然是要參加巴西影展，但真正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。金馬獎曾與中國內地方面約定，絕不私自邀請未獲當局同意的影片參展。

　　臺灣與大陸之間的電影文化交流，早在1980年代臺灣新電影、大陸第5代導演崛起時就已經(jīng)從國際影展開始。在現(xiàn)在的情況下，究竟金馬獎還有沒有機會扳回一城，重返華語電影匯集地的盟主地位，其實也深刻地影響臺灣電影未來的發(fā)展定位，這兩年將是很重要的。

　　輔導金的連累

　　嚴格來說，金馬獎到今天走不上國際舞臺，扮演華語片影展舉足輕重的角色，它和臺灣“國”片輔導金始終無法脫鉤的窘狀，也是主要因素之一。

　　在過去，由于金馬獎的舉辦經(jīng)費多數(shù)是由“新聞局”撥款給由電影界龍頭代表組成的電影基金會，再由基金會設立金馬執(zhí)行委員會來執(zhí)行，和“國”片輔導金一樣，都是屬于輔導臺灣電影的科目范疇。于是“立法委員”在審查預算時，自然就將二者聯(lián)想在一起，好像連體嬰一樣，其中一邊不對勁，就代表另一邊也有問題。

　　自從臺灣在1989年實行輔導電影拍攝制作的“國”片輔導金制度之后，輔導金電影每年是否能在金馬獎上有所斬獲，就成了認定輔導金是否有所成效的重要依據(jù)之一(其他例如參加國際影展、臺灣賣座成績，也是評量的標準)。但事實上兩者的發(fā)展已經(jīng)愈來愈歧異，金馬獎試圖擴大參展影片的范疇，輔導金則瀕臨存廢危機。在年初凍結“新聞局”的輔導金預算時，就有不少臺灣導演出面呼吁，輔導金可以取消，但是金馬獎不能停辦。這似乎說明了輔導金舉辦多年下來，連曾經(jīng)身獲其利的導演都已經(jīng)不認同它在提振臺灣電影上的效力。

　　今年金馬獎評審團主席侯孝賢就語重心長地說：“輔導金叫導演太沉重。以前靠劇本獲選，投靠片商包拍，先被片商扣掉十分之二三的費用，用剩下的錢勉強拍的成品，品質大打折扣�，F(xiàn)在分兩階段審核，每況愈下，因為初選者和投資片商不敢用高成本拍片，造成惡性循環(huán)�！�

　　侯孝賢指出，不少導演缺乏市場概念，抱著“過癮”的心態(tài)拿輔導金拍片，個人意識心態(tài)太重，難獲共鳴，所以他力主該廢掉輔導金，政府要輔導的對象，應該是第一次拍短片的年輕人，幫他們敲開學習拍片實務的大門，接下來，不能靠政府，必須要自己去闖。

　　輔導金牽涉的問題十分復雜，在臺灣已經(jīng)討論多年，始終得不到最后的結論。因為每個不同環(huán)節(jié)的電影工作者都從自身的角度出發(fā)，找到最有利的位置。而官方其實也沒有真正解決問題的誠意，每年1億臺幣的金額，對整個“政府總預算”而言只是九牛一毛，它要煩的事情夠多了，哪里還管得到這么一點小錢。而“立委”們早年在電影得獎時還抱著湊熱鬧的心態(tài)出來呼吁金額要再增加等等，但是現(xiàn)在得獎的幾率小了，觀眾又對臺灣電影罵得兇，沒有言論市場的支持，根本不懂電影的“民意代表”就更興趣缺缺了。

　　但是當楊德昌在多年前就宣布不再角逐輔導金，李安在好萊塢腳步站穩(wěn)不再需要這杯水車薪的輔導金，蔡明亮有了歐洲片商的支持，侯孝賢也登高一呼“廢輔導金、保金馬獎”時，或許已經(jīng)讓我們看到金馬獎振衰起敝的一線曙光，至少大家已經(jīng)了解，臺灣電影的破敗不再是它的宿命，孿生兄弟也該是脫離母體各自獨立發(fā)展的時候了。

　　臺灣近10年來拍片量大幅減少，每年不過20來部的產量，在年底的金馬獎上自然不會缺席，不過由于輔導金電影的水準參差不齊，加上臺灣電影創(chuàng)作已經(jīng)給了外界“自己爽就好”的印象，除非是重量級的導演作品，否則輔導金電影多半在提名階段就已經(jīng)遭到淘汰。當加入了港片和大陸影片等角逐者之后，如果又遇到本來就對臺灣電影沒有善意的評審團，呈現(xiàn)的自然更是一面倒的結果。這也正是“金馬獎等于臺灣電影輔導失利”的批評由來。

　　以今年為例，提名電影中除了《美麗時光》是獲得1000萬臺幣輔導金的電影外，幾乎其他的輔導金電影都得不到青睞，這時候就有金穗獎的青年導演們攻擊金馬獎獨鐘情外片，歧視自家電影的言論。在筆者看來，這實在是非常狹隘的見解。

　　當金馬獎已經(jīng)是華語片的重要視窗，如果一味計較它是否應該鼓勵臺灣本土電影，只會讓電影節(jié)固步自封，走不出臺灣島。而臺灣的創(chuàng)作者如果不能敞開心胸，培養(yǎng)出就電影論電影的心態(tài)，還在那里要政府的施舍、要老百姓繳稅養(yǎng)電影的話，真的就只有自取滅亡的路。

　　評審制度有待確立

　　金馬獎多年來始終被批評在得獎名單上缺乏個性，既沒有奧斯卡融合專業(yè)與民主的通俗取向，也做不到戛納電影節(jié)的精英口味。以至于在作為一個電影節(jié)時，無法呈現(xiàn)獨特的風格，自然也就缺乏吸引電影人或觀眾參與的魅力。

　　金馬獎在評審制度上的搖擺不定，從早期以意識形態(tài)為導向的官方評選，到產官學界各有代表的評審團制，甚至還仿效過美國的奧斯卡、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做法，由電影從業(yè)代表票選制，每樣都試過，但是每種方法都無法取悅所有的人，這正是典型的官方影展在轉型為民間電影節(jié)時最容易遇到的問題。

　　政治解嚴之后，少了官方的干預，金馬獎卻像墻頭草一樣，每年的得獎名單口味眾多，不一而足，甚至還有媒體批判評審團是以接近分贓的方式給獎。之所以造成這種現(xiàn)象，是因為早期金馬獎對票房還有相當程度的助益，電影得了獎上片往往大賣，所以片商總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在評審名單中運作自己的人馬護航。然而現(xiàn)在的金馬獎早已經(jīng)失去了商業(yè)效力，無論得不得獎，對票房的影響其實很有限，此時再出現(xiàn)金馬獎路線之爭時，其實就是單純的評審口味或專業(yè)度的問題了。

　　評審的遴選影響得獎名單，每年的評審都是基于不同的目的出線，金馬獎的風格自然年年不同。過去由于金馬獎的“老板”是電影基金會，而基金會成員又多半是片商，當基金會是遴選評審團的主要角色時，評審的組成往往不離預期。哪些評審和哪些片商交好，大家其實心知肚明，但是又苦于沒有證據(jù)，只好以公布討論內容作為規(guī)范。然而這樣做實在不足以約束早已有得獎名單的特定評審，以至于每年獎項揭曉后的決選討論內容，總是成為當年度電影界的笑話大全，許多脫離電影、毫不專業(yè)的言論屢屢出現(xiàn)，加上得獎影片事后上映時被觀眾訕笑，無形中使得金馬獎的公信力日益下降。

　　不過以筆者的觀察，金馬獎在去年王曉祥上任主席之后，的確在評審團的組合上展現(xiàn)了前所未見的強勢作風，電影基金會成員被阻隔在遴選名單之外，因此盡管有去年《藍宇》和《榴木連飄飄》大獲全勝的情形，來自輿論的批評卻已經(jīng)不復往年，這是值得鼓勵的。今年在侯孝賢同意擔任評審團主席后，他也扮演一如其他國際影展主席的強硬作風，包括堅持評審過程事前事后都不公開，邀請其他國家和中國內地、香港的評審團成員參加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(原本邀請的田壯壯無法成行，原因不明)，我們看到評審名單中出現(xiàn)了日本杰出的新銳導演行定勛，韓國導演金弘準，香港電影節(jié)總經(jīng)理、同時也是資深影評人李焯桃，作家韓良露等人，盡管整體的專業(yè)水平仍有些許落差，但對多年來為人所詬病的金馬評審制度，至少已經(jīng)有了改善的契機。

　　媒體反應呈現(xiàn)疲態(tài)

　　但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現(xiàn)象是，金馬獎的造勢和話題，似乎也隨著臺灣電影的蕭條，逐年在遞減中。

　　眾所皆知，一個電影節(jié)成功與否，除了有沒有值得討論的電影和引人注視的明星出席之外，關鍵往往也在媒體的造勢。媒體重視、報道多，觀眾自然會注意，反之媒體漠然，不予重視，大眾恐怕連它舉辦過了都還渾然不知。在臺灣，不只電影節(jié)有這種現(xiàn)象，許多文化性的活動，現(xiàn)在都很難吸引媒體的目光。理由很簡單，活動太多了，而媒體在激烈的商業(yè)競爭下早就領悟到什么樣的議題有賣點，什么樣的內容讀者或觀眾才會看，所以一旦沒有明星、沒有內斗、貪污或丑聞，只是每天同樣的一班人在記者會上疾呼吶喊：“救臺灣電影！”不僅記者麻痹，觀眾也只會對臺灣電影或金馬獎更沒有興趣。

　　媒體沒有興趣報道金馬獎，主要的關鍵還是近幾年無論本土電影、港片(中國內地電影就更不要提了)在臺灣賣座都奇慘無比，即使有大明星如劉德華、鄭秀文主演的電影，依舊不到一周就下檔，直接進到影碟市場或有線電視中。明星拉不回觀眾，華語電影成了小眾娛樂，于是金馬獎的熱度往往只有一天的壽命，頒完獎隔天的新聞滿滿好幾張，之后就有如亞特蘭提斯一般，沉回神秘的大海，等到水晶折射角度對的那天，才又出現(xiàn)在世人眼前。

　　而這樣周而復始的循環(huán)，似乎也就成了金馬獎的宿命。

　　新電影二十年春天就要來了嗎

　　也許看到這里，不少人都會認為，金馬獎或者臺灣電影大概已經(jīng)沒希望了。然而從一些蛛絲馬跡當中，筆者還是樂觀地認為，當嚴冬來時，春天還會遠嗎？如果臺灣電影已經(jīng)到了這樣萬劫不復的地步，難道它還不觸底反彈嗎？

　　今年金馬影展的活動中，筆者參與最多的，是“臺灣新電影20年”以及“臺灣電影新勢力”這兩個單元。前者是20年前的金馬獎參賽片，后者則是今年臺灣電影整體交出的成績單。兩相對照，我看到了一些有趣的對比。

　　1982年，由四名年輕導演楊德昌、柯一正、陶德辰、張毅以低成本拍攝出的《光陰的故事》，在當時獲得票房成功與媒體的好評。這群年輕的電影工作者在題材上審視臺灣的歷史經(jīng)驗，并創(chuàng)造出以深焦攝影和長鏡頭運動為主的美學風格，臺灣新電影運動自始展開。

　　20年后的今天，在新電影運動中及1990年代后具有代表性的40部影片，包括《光陰的故事》、《兒子的大玩偶》、《恐怖分子》、《童年往事》、《小畢的故事》、《我這樣過了一生》……重新回到電影院和許多當時根本還沒出生的觀眾見面，回顧這個臺灣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電影運動和它所產生的電影，我依舊認為那是臺灣電影最輝煌的年代。只是這些作品的導演，除了少數(shù)人如侯孝賢、楊德昌還在堅持拍片外，其他人幾乎都不在電影界了。

　　至于幾乎全數(shù)是新一代作者所構成的“臺灣電影新勢力”，除了張作驥《美麗時光》比較為人所知外，其中有不少都是新電影導演的學生。在這些人當中，我看到了一些和當年新電影一樣有想法、有獨特語言的作品，例如鄭文堂的《夢幻部落》、蕭雅全的《命帶追逐》、鄧永星的《7-11之戀》、楊順清的《扣扳機》、楊力州的《過境》、鄭有杰的《石碇的夏天》，都有驚喜。

　　新一代的臺灣導演，顯然很清楚新電影的時代已經(jīng)過去，他們不是成群結隊搞革命，反而一步一腳印在經(jīng)營自己的電影夢，廣告和音樂MTV顯然是他們最重要的養(yǎng)分。例如蕭雅全、鄧永星，都是拍了多年的廣告片，再以集資的方式拍出處女作。例如鄭文堂，先在公視拍紀錄片，再逐步發(fā)展為電視電影格式的劇情片。仍在臺灣大學經(jīng)濟系就讀的鄭有杰，在拍短片的同時，則是接拍音樂錄影帶維生。筆者看到的希望在于，這些作品都有相當程度的技巧，不若以往連攝影構圖都不懂的導演，也申請到輔導金；電影的內容也都言之有物，至少不再是無病呻吟的夢囈。這些新人，就是臺灣電影日后的種子。

　　在今年的金馬獎中，雖然臺灣電影只有《美麗時光》獲得9項入圍，但其實下半年的臺灣電影，有著濃厚的文藝復興氣息。拒絕參加金馬獎的《藍色大門》，是易智言在《寂寞芳心俱樂部》后的第二部作品，歷經(jīng)多年廣告片拍攝的訓練后，易智言在影像上呈現(xiàn)驚人的進步，加上成功的選角和對青少年心理的細膩掌握，使得這部校園小品，成為年度臺灣電影的驚喜，可惜的是出品的吉光電影公司以“不想再遭到金馬獎的屈辱”而拒絕參賽(與過往的不愉快經(jīng)驗有關)，堪稱今年金馬獎的頭號遺珠。

　　至于挾著好萊塢資金與科技，走《臥虎藏龍》模式而拍成的《雙瞳》，導演也是新電影時期的代表性人物陳國富，歷經(jīng)多年的策劃、制片和導演歷練，陳國富發(fā)揮他最擅長的跨地域、跨文化的市場整合策略，做出一部真正融合各式商業(yè)元素于一爐的驚悚片。

　　盡管有人認為這些電影只是在同一時間出現(xiàn)，并不代表臺灣電影已經(jīng)走出谷底，但是從某些電影集體所呈現(xiàn)出的活力，筆者還是忍不住要說：“且讓我們拭目以待！”

　　來源：南方周末 作者：施耐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