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父親不讓我們學文科，理由顯而易見。在我們成長的時代里，老舍跳了太平湖，胡風關了監(jiān)獄，王實味被槍斃了。以前還有金圣嘆砍腦殼等等實例。當然，他老人家也是屋內飲酒、門外勸水的人，自己也是個文科的教授，但是他坦白地承認自己擇術不正，不足為訓。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就此全學了理工科，只有我哥哥例外�？紤]到我父親脾氣暴躁、吼聲如雷，你得說這種選擇是個熵增過程。而我哥哥那個例外是這么發(fā)生的：一九七八年考大學時，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澗煤礦最強壯的青年礦工，吼起來比我爸爸音量還要大。無論是動手揍他，還是朝他吼叫，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，所以就任憑他去學了哲學，在邏輯學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門下當了研究生�？紤]到符號邏輯是個極專門的學科這是從外行人看不懂邏輯文章來說，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。從以上的敘述，你可以弄明白我父親的意思。他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學一種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專業(yè)，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。我父親一生坎坷，他又最愛我們，這樣的安排在他看來最自然不過。

　　我自己的情形是這樣的：從小到大，身體不算強壯，吼起來音量也不夠大，所以一直本分為人。盡管如此，我身上總有一股要寫小說的危險情緒。插隊的時候，我遇上一個很壞的家伙他還是我們的領導，屬于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少數(shù)壞干部之列，我就編了一個故事，描寫他從尾骨開始一寸寸變成了一條驢，并且把它寫了出來，以泄心頭之憤。后來讀了一些書，發(fā)現(xiàn)卡夫卡也寫了個類似的故事，搞得我很不好意思。還有一個故事，女主人公長了蝙蝠的翅膀，并且頭發(fā)是綠色的，生活在水下。這些二十歲前的作品我都燒掉了。在此一提是要說明這種危險傾向的由來。后來我一直抑制著這種傾向，念完了本科，到美國去留學。我哥哥也念完了碩士，也到美國去留學。我在那邊又開始寫小說，這種危險的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。

　　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，開始接受話語的熏陶。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，因為從我記事時開始，外面總是裝著高音喇叭，沒黑沒夜的亂嚷嚷。從這些話里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煉鋼，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灶相仿，裝了一臺小鼓風機，嗡嗡地響著，好像一窩飛行的屎克螂。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，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。有一位手持鋼釬的叔叔說，這就是鋼。那一年我只有六歲，以后有好長一段時間，一聽到鋼鐵這個詞，我就會想到牛屎。從那些話里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(chǎn)三十萬斤糧，然后我們就餓得要死�？偠�言之，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，越是聲色俱厲，嗓門高亢，我越是不信，這種懷疑態(tài)度起源于我饑餓的肚腸。和任何話語相比，饑餓都是更大的真理。除了懷疑話語，我還有一個惡習，就是吃鉛筆。上小學時，在課桌后面一坐定就開始吃。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，后面有橡皮頭。我從后面吃起，先吃掉柔軟可口的橡皮，再吃掉柔韌爽口的鐵皮，吃到木頭筆桿以后，軟糟糟的沒什么味道，但有一點香料味，誘使我接著吃。終于把整支鉛筆吃得只剩了一支鉛芯，用橡皮膏纏上接著使。除了鉛筆之外，課本、練習本、甚至課桌都可以吃。我說到的這些東西，有些被吃掉了，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。這也是一個真理，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：饑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。

　　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，那就是以為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。假設如此，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。我說它是個誤會，是因為世界還有陰的一面。除此之外，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。從我懂事的年齡起，就常聽人們說：我們這一代，生于一個神圣的時代，多么幸福；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，等等。同年齡的人聽了都很振奮，很愛聽；但我總有點疑問，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趕上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以為這種說法不夠含蓄。而含蓄是我們的家教。在三年困難時期，有一天開飯時，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臘肉。我弟弟見了以后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，沖上陽臺，朝全世界放聲高呼：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。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。經(jīng)過這樣的教育，我一直比較深沉。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么幸福、多么神圣，別人在受苦，我們沒有受等等，心里老在想著：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么多美事，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。當然，這不是說，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職責。對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，我是這么想的：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、讓人家苦等，倒不如一聲不吭，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，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�？偠�言之，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考慮，而且考慮得很周到。幼年的經(jīng)歷、家教和天性謹慎，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。

　　我十三歲時，常到我爸爸的書柜里偷書看。那時候政治氣氛緊張，他把所有不宜擺在外面的書都鎖了起來，在那個柜子里，有奧維德的《變形記》，朱生豪譯的莎翁戲劇，甚至還有《十日談》。柜子是鎖著的，但我哥哥有捅開它的方法。他還有說服我去火中取栗的辦法：你小，身體也單薄，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。但實際上，在揍我這個問題上，我爸爸顯得不夠紳士派，我的手腳也不太靈活，總給他這種機會�？偠�言之，偷出書來兩人看，挨揍則是我一人挨，就這樣看了一些書。雖然很吃虧，但我也不后悔。

　　假如要我舉出一生最善良的時刻，那我就要舉出剛當知青時，當時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類，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。同時我也要承認，當時我愚蠢得很，所以不僅沒干成什么事情，反而染上了一身病，丟盔卸甲地逃回城里�，F(xiàn)在我認為，愚蠢是一種極大的痛苦；降低人類的智能，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。所以，以愚蠢教人，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松警惕。假設我被大奸大惡之徒所騙，心理還能平衡；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，我就不能原諒自己。

　　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，有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；總覺得自己該搞出些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。這種想法的古怪之處在于，他們不僅是想當牧師、想當神學家，還想當上帝中國話不叫上帝，叫“圣人”�？上У氖�，老百姓該信什么，信到哪種程度，你說了并不算哪；這是令人遺憾的。還有一條不令人遺憾，但卻要命：你自己也是老百姓；所以弄得不好，就會自己屙屎自己吃。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一節(jié)上從來就不明白，所以常常會害到自己。在這方面我有個例子，只是想形象說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，沒有其他寓意：我有位世伯，“文革”前是工讀學校的校長；總拿二十四孝為教本，教學生說，百善孝為先；從老萊娛親、郭解埋兒，一路講到臥冰求魚。學生聽得毛骨悚然。他還自以為得計。忽一日，來了“文化革命”，學生把他驅到冰上，說道：我們打聽清楚了，你爸今兒病了，要吃魚——脫了衣服，趴下吧，給我們表演一下臥冰求魚——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，健康全毀了。當然，學生都是混蛋，但我世伯也懊悔當初講得太肉麻。假如不講那些肉麻故事，挨揍也是免不了，但學生怎么也想不出這么絕的方法來作賤他。他倒愿意在頭上挨皮帶，但豈可得乎……我總是說笑話來安慰他：你沒給他們講“割股療親”，就該說是不幸之中的大幸，要不然，學生片了你，豈不更壞？但他聽了不覺得可笑。時至今日，一聽到二十四孝，他就渾身起雞皮疙瘩。

　　天色微微向晚，天上飄著懶洋洋的云彩。下半截沉在黑暗里，上半截仍浮在陽光中。那一天我二十一歲，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。我有好多奢望。我想愛，想吃，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。后來我才知道，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，人一天天老下去，奢望也一天天消失，最后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�？墒俏疫^二十一歲生日時沒有預見到這一點。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，什么也錘不了我。

　　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鎖知識、鉗制思想、灌輸善良，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喪失了學習、交流、建樹的機會，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了。想到我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，我就心中黯然；想到此類人士的總和有恒河沙數(shù)之多，我就趨向于悲觀。此種悲劇的起因，當然是現(xiàn)實世界里存在的種種問題。偉大的人物總認為，假設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樣善良——更確切地說，都像他期望的那樣思想，“思無邪”，或者“狠斗私字一閃念”，世界就可以得救。提出這些說法的人本身就是無邪或者無私的，他們當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，故此這些要求就是：我沒有的東西，你也不要有。無數(shù)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殺了�？紤]到那恒河沙數(shù)才智之士的總和是一種難以想象的龐大資源，這種想法就是打算把整個大海裝入一個瓶子之中。我所看到的事實是，這種想法一直在實行中，也就是說，對于現(xiàn)實世界的問題，從愚蠢的方面找辦法。據(jù)此我認為，我們國家自漢代以后，一直在進行思想上的大屠殺；而我能夠這樣想，只說明我是幸存者之一。除了對此表示悲傷之外，我想不到別的了。

　　現(xiàn)在可以說，孔孟程朱我都讀過了。雖然沒有很鉆進去，但我也怕鉆進去就爬不出來。如果說，這就是中華文化遺產(chǎn)的主要部分，那我就要說，這點東西太少了，攏共就是人際關系里那么一點事，再加上后來的陰陽五行。這么多讀書人研究了兩千年，實在太過分。我們知道，舊時的讀書人都能把四書五經(jīng)背得爛熟，隨便點出兩個字就能知道它在書中什么地方。這種鉆研精神雖然可佩，這種作法卻十足是神經(jīng)病。顯然，會背誦愛因斯坦原著，成不了物理學家；因為真正的學問不在字句上，而在于思想。就算文科有點特殊性，需要背誦，也到不了這個程度。因為“文革”里我也背過毛主席語錄，所以以為，這個調調我也懂——說是誦經(jīng)念咒，并不過分。

　　九十年代之初，我們的老師——一位歷史學家——這樣展望二十一世紀：理想主義的光輝已經(jīng)黯淡，人類不再抱著崇高的理想，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現(xiàn)實問題上去。當一切都趨于平淡，人類進入了哀樂中年。我們都不是歷史學家，不會用這樣宏觀的態(tài)度來描述世界；但這些話也觸動了我們的內心。過去，我們也想到過要摘下天上的星星，而現(xiàn)在我們的生活也趨于平淡。這是不是說，我們也進入了哀樂中年？假設如此，倒是件值得傷心的事。一位法國政治家說過這樣一句話：一個人在二十歲時如果不是激進派，那他一輩子都不會有出息；假如他到了三十歲還是個激進派，那他也不會有什么大出息。我們這樣理解他的話：一味的勇猛精進，不見得就有造就；相反，在平淡中冷靜思索，倒更能解決問題。

　　喬叟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里，有這樣一個故事，有位武士犯了重罪：國王把他交給王后處置。王后命他回答一個問題：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？這位武士當場答不上來，王后給了他一個期限，到期再答不上來，就砍他的腦袋。于是，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尋求答案。最后終于找到了，保住了自己的頭；假如找不到，也就不成其為故事。據(jù)說這個答案經(jīng)全體貴婦討論，一致認為正確，就是：“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愛她�！币�是在今天，女權主義者可能會有不同看法，但在中世紀，這答案就可以得滿分啦。

　　我也有一個問題，是這樣的：什么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？而且我也有答案，自以為經(jīng)得起全球知識分子的質疑，那就是：“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�！彼�謂不理智的年代，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、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，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；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，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。我認為，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，假如不講理，他就沒有長處，只有短處，活著沒意思，不如死掉。丹麥王子哈姆萊特說：活著呢，還是死去，這是問題。但知識分子趕上這么個年代，死活不是問題。最大的問題是：這個倒霉的年頭兒何時過去。假如能趕上這年頭過去，就活著；趕不上了就犯不著再拖下去。老舍先生自殺的年代，我已經(jīng)懂事了，認識不少知識分子。雖然我當時是個孩子，嘴很嚴，所以也是他們談話的對象。就我所知，他們最關心的正是趕得上趕不上的問題。在那年頭死掉的知識分子，只要不是被殺，準是覺得趕不上了好年頭了。而活下來的準覺得自己還能趕上——當然，被改造好了、不再是知識分子的人不在此列。因此我對自己的答案頗有信心，敢拿這事和天下人打賭，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，就是這種不理智。

　　我時�；氐酵�年，用一片童心來思考問題，很多煩難的問題就變得易解。人活著當然要做一番事業(yè)，而且是人文的事業(yè)；就如有一條路要走。假如是有位老學究式的人物，手執(zhí)教鞭戒尺打著你走，那就不是走一條路，而是背一本宗譜。我聽說前蘇聯(lián)就是這么教小孩子的：要背全本的普希金、半本萊蒙托夫，還要記住俄羅斯是大象的故鄉(xiāng)蕭斯塔科維奇在回憶錄里說了很多。我們這里是怎樣教孩子的，我就不說了，以免得罪師長。我很懷疑會背宗譜就算有了精神家園，但我也不想說服誰。安徒生寫過《光榮的荊棘路》，他說人文的事業(yè)就是一片著火的荊棘，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著。當然，他是把塵世的喧囂都考慮在內了，我覺得用不著想那么多。用寧靜的童心來看，這條路是這樣的：它在兩條竹籬笆之中�；h笆上開滿了紫色的牽�；ǎ�在每個花蕊上，都落了一只藍蜻蜓。這樣說固然有煽情之嫌，但想要說服安徒生，就要用這樣的語言。維特根斯坦臨終時說：告訴他們，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。這句話給人的感受就是：他從牽�；▍仓凶哌^來了。雖然我對他的事業(yè)一竅不通，但我覺得他和我是一頭兒的。(摘自《王小波畫傳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