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澳門的陳勁草熱心資助廣西貧困女生周彤（化名）上學，一年多時間就寄來了1.2萬元。雙方簽訂的協(xié)議約定：周彤必須努力學習考上大學本科，否則雙倍返還資助金。面對這份愛心，周彤備感壓力，終于背著資助人離開了學校。陳勁草一紙訴狀將周彤一家告上了法院，要求按照協(xié)議雙倍返還資助款。（見9月6日《中國青年報》）
這是迄今為止出現的第一起捐助人狀告被捐助者的民事爭議案件，輿論對此事的關注顯然超越了案件本身。圍繞著該案件的爭議來自兩個方面：一方面有人認為錯在周彤，既然當初訂立了協(xié)議，作為被捐助者就應當履行協(xié)議，有違約事實就應當雙倍賠償；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錯在陳勁草，作為捐助者不該帶有急功近利的思想，對受捐者提出過高要求，否則會讓被捐助人不堪重負。
這種爭論與幾天前引起爭議的鄭州航院“貧困生不能用手機”事件極為相似。鄭州航院規(guī)定，經濟困難學生接受學校補助的，必須生活儉樸，不抽煙，不喝酒，不使用手機。輿論普遍認為，對于接受資助和補助的貧困大學生來說，校方要求他們節(jié)儉一些、艱苦一點（比如不抽煙、不喝酒）無可厚非。畢竟，不正當的花費和奢侈性的消費會加劇他們的困境，褻瀆資助者的同情，更不利于他們完成學業(yè)。但是，如果規(guī)定擴大到限制貧困生的正常消費領域，就缺少了人性化關懷，成為一種歧視性規(guī)定。
目前，有關貧困生究竟能不能使用手機并沒有結論，現在又出現了資助人狀告貧困生事件，兩起事件都指向一個共同的問題：捐助者和被捐助者的權利、義務邊界究竟在哪里？
有關捐助者的義務事實上早已約定俗成，就是必須根據自身的條件向被捐助者提供所需要的資助，這一點無須爭議。爭議在于，是否因為擁有捐助行為就可以向被捐助人提出具體的、明確的要求，這個要求的限度在哪里，在什么限度之內是合理的？同時，作為被捐助者，應該履行什么樣的義務，是否應該努力完成捐助者的要求，在什么條件下可以拒絕履行捐助人提出的要求？
這些困惑，都需要法律予以回答。雖然我國陸續(xù)頒布了《義務教育法》、《教育法》、《教師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、《職業(yè)教育法》、《高等教育法》等法律，但是始終缺乏一部“教育資助法”。通過法律形式，對各種教育資助行為進行規(guī)范和約束，明確資助者和被資助者彼此的權利、義務，使資助者和被資助者之間建立一種明確的契約關系，這在國外非常普遍。
日前，隨著新學年開學而來的是大量有關貧困生的新聞，一面是許多貧困學生渴望得到社會資助，一面是一些貧困生不珍惜資助機會，甚至背信棄義，凡此種種都使中國的教育資助事業(yè)面臨尷尬。這提醒我們，中國應該盡快起草并設立教育資助法。
【來源：瀟湘晨報；作者：康 勁】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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