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聲明：刊用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稿件務經書面授權)

　　民主是有其明確的適用范圍的。不管是超女海選，還是國學大師海選，都是試圖不恰當地擴展民主的范圍。這種濫用無助于增進民主。

　　6月22日，“十大國學大師”評選活動揭曉，王國維在50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，成為國學第一人。另外九位大師分別是：錢鐘書、胡適、魯迅、梁啟超、蔡元培、章太炎、陳寅恪、郭沫若和馮友蘭。

　　坦率說，這是一份怪異的名單。與其說是十大國學大師名單，不如說是十大現代文化名人名單。

　　明確地、甚至以極端心態(tài)反傳統(tǒng)的人士入選了，而那些真正以同情的理解心對中國思想、學術進行過深入研究、并予以闡釋、發(fā)展的人士，卻未入選。

　　但在主辦者看來，這并不是什么問題。據說，我們生活在一個文化多元化的時代，因此，評選國學大師的權利不應該僅在一部分學者手中，任何感興趣人都有這個“權利”。

　　所以，120萬據說對國學感興趣、但其興趣究竟有多大誰也不知道、且隱藏了真實身份、因而其責任意識可能高度欠缺的網友所做出的選擇，跟專家們的選擇相比，價值是一樣的。這可以說是國學大師海選活動的哲學基礎。

　　另一位主辦者則說出更為現實的理由：采用這種超女式的海選模式，就是為了吸引更多人參加評選。

　　有爭議不可怕，只要有更多的人關注國學，活動就是成功的。這里的潛臺詞就是，制造爭議正是我們的目的，因為，只有制造爭議才能引起關注。因而，制造爭議就是一種營銷策略。

　　這兩者同時也正是“超女”的哲學基礎和功利訴求。只不過，上述哲學基礎放在國學大師海選的背景中，比在超女海選中更荒唐；而依靠爭議進行營銷，似乎在國學大師背景下更容易讓人接受。畢竟，國學太少被人關注了，用如此荒唐的方法引人關注，反而顯得更為悲壯而感人。

　　不過，無論如何，在這兩個領域利用海選投票式的“民主”，都屬于英國哲學家懷特海所說的“錯置具體性的謬誤”。

　　算起來，一年前的這個時候，我的一些朋友正在為這種超女民主大唱贊歌。在他們看來，民眾對一個事情有權投票并且確實進行了投票，就是民主。不過，當超女的喧囂再度來臨時，他們不再大談民主的想象了。

　　充當事后諸葛亮是無聊的，但筆者仍不得不在朋友們有點尷尬的時候說，建設民主之前，首先需要正確地理解民主。

　　我們至少可以從否定的角度來做出界定。在很多領域，民主其實完全是不相干的。比如，在超級女聲中搞海選，就不是民主，只不過是一種商業(yè)操作手法而已。

　　在一個正常的娛樂市場上，誰最有娛樂價值，市場本身就是現成的選擇機制，那些自己掏腰包購買娛樂消遣的消費者的選擇，就是惟一正確的選擇，惟一的標準就是已經實現的票房收入。青年電視歌手大獎賽之類的專家評選固然是胡扯，別出心裁的超女海選用偽民主替代市場，同樣顛倒了市場與市場價值的因果關系。

　　國學大師海選則是另一種形式的民主誤用：用民主替代專業(yè)判斷。

　　長期活動于一個專業(yè)，人們自然會知道誰最優(yōu)秀，毋須投票，這種共識其實就是最準確的判斷。當然，這種共識的形成需要一定時間，假定要在某個時間確定十大國學大師之類，那可能需要進行民主投票，但有權投票者應當只限于專業(yè)圈子內。

　　是的，評選十大國學大師確實是一部分學者的特權。120萬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的人投票，絕對沒有那些特權人士的投票結果更有價值。

　　這也正是司法跟民主可掛鉤的惟一地方。

　　在美國最高法院，判決的形成也是民主的，但民主只限于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。把案件交給全體美國人進行公民投票，或者通過報刊、網絡進行民意調查，當然也可以得出一個判決。但沒有幾個人相信，這種全民海選式的判決是合乎正義的。這一兩年來，國人已經見識了網絡輿論審判是怎么回事了。

　　民主是有其明確的適用范圍的。不管是超女海選，還是國學大師海選，都是試圖不恰當地擴展民主的范圍。

　　還有人提出過企業(yè)管理民主、家庭民主生活等等民主的虛構。這些恐怕都屬于民主的濫用。這種濫用無助于增進民主，相反，隨意擴大民主可適用的范圍，容易把本來跟民主不相干的領域的民主誤當作民主的進展，由此產生一種民主幻覺，反而誘人遺忘在民主的恰當領域中進行努力。

　　【來源：中國新聞周刊】